成都圈层大融合 为未来发展合力

11月17日、18日，连续两天，省委常委、市委书记黄新初分别来到金堂和彭州调研。

成都20个区(市)县当中，调研为何不从发达的中心城区开始，而是首选并不发达的第三圈层市县，格外引人关注。

根据以往统计，第一圈层中心城区用不到30%的人口产出了50%的GDP，第三圈层40%多的人口只产出了不到30%的GDP。

“我觉得‘第三圈层’的加快发展，对成都科学发展的大局实在太重要了。”黄新初说，在成都这个城市经济圈内部，三大圈层之间的均衡发展，是市域经济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；但三大圈层之间要实现均衡发展，却必须走非均衡发展的战略路径。

现在的当务之急，是作为成都市域经济最大短板、最大腹地的“第三圈层”，到了应该全面崛起、追赶反超的时候了。

这是一个事关成都市域经济科学发展、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判断———新一轮非均衡发展到了启动时刻。

这是一个事关成都市域经济科学发展、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选择———通过“尾雁快飞，尾雁赶超”，在抱团发展、梯度推进的“雁群形态”中，实现成都一二三圈层的“圈层融合”。

成都三圈层呈现雁群形态

第一圈层：头雁

“第一圈层”的6个区，区位条件好，发展起步早，在市域经济中呈现出“领先发展”的态势，是这个雁群的“头雁”

第二圈层：中雁

“第二圈层”的6个区县，区位条件适宜，发展基础不错，在市域经济中呈现出“中位发展”的态势，是这个雁群的“中雁”

第三圈层：尾雁

“第三圈层”的8个市县，区位条件较差，发展基础薄弱，在市域经济中呈现出“后继发展”的态势，是这个雁群的“尾雁”

摊开成都地图，20个区(市)县参差排列，由城中心向外呈辐射状次第展开，中心稠密而繁华，远郊疏朗而静谧，两者之间兼而有之。成都的这一形态与我国的经济地图颇为类似，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按内、中、外的辐射分布，后者则按照东、中、西的梯度分布。

沿着这张摊开的地图，再做细致的数据统计，会发现成都的20个区(市)县按三个圈层划分，从城市化水平、人口密度、经济发展阶段、产业分布、土地、环境、资源禀赋等各个方面，都呈现出一种区域阶梯的形态。

这是一条怎样的线索，这种形态对成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？

1935年，日本学者赤松要在他的《当代日本产业结构研究》中，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理论，他将其命名为雁阵模式。这个模型起初用来描述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经济，如何借助动态比较优势变化完成一个“进口—进口替代—出口”的完整赶超过程，后来被广泛用于解释区域经济发展。

根据以往东亚经济发展的历史，日本为整个东亚经济的头雁，其后是亚洲四小龙(包含韩国、新加坡、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)，再后是中国大陆与东盟各国(包含印尼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泰国等)。具体到中国大陆，东部沿海是头雁，其后是中部地区，尾雁则是西部地区。

放开视野后，成都经济的历史坐标，三圈层阶梯分布所蕴含的经济密码逐渐清晰起来。成都正是“一个大的经济区划内，若干小的经济板块紧密承接、错位竞争抱团发展，梯度推进的‘雁群形态’”。“第一圈层”6个区，是“头雁”；“第二圈层”的6个区县，是“中雁”；“第三圈层”8个市县，是“尾雁”。

历史经验往往惊人地相似，就像中国大陆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后，在东亚再次上演经济奇迹一样，“第三圈层”市县作为成都市域经济的薄弱板块，必将是未来成都发展最具潜力、最有冲劲的后发地区。

有意思的是，成都的雁群形态也赋予了成都地图以立体感：第一圈层是头雁，昂首而起；第二圈层是中雁，紧随其后；第三圈层是尾雁，蓄势待发，能量无穷。这也许是一种预示，成都经济将继续振翅高飞、遨游天际。

尾雁快飞，启动成都新一轮非均衡发展

在经济发展中，均衡发展理论曾被很多人推崇。但单纯从理论上讲，其缺陷之一在于对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，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，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。换言之，均衡发展理论是从理性观念出发，采用的是静态分析方法，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，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过大，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，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。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，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。

为什么大雁在天上要排成一个队形飞翔？因为跟着领队的大雁可以更容易飞行。领队的大雁会避开风的阻力，使其他的大雁能更有效率地飞。

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经验也证明，正是选择了一条非均衡发展的战略路径，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。

1978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，东南沿海率先启动，快速发展起来，扮演了头雁角色。

但影响一个雁群整体飞行速度的，恰恰就是尾雁。尾雁掉队太远了，雁群就飞不快。

21年后，在1999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，西部大开发战略被正式提出。东部大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，开启了中国经济两轮非均衡增长的大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