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房养老：网络与现实的反差

“以房养老”，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，因为首次出现在国务院文件《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》中，而引发持续热议。出乎决策层意料的是，网络舆论普遍忧心忡忡，认为政府在推卸养老责任，“算计”老百姓房子，逼得官方不得不紧急出面表态撇清。

与网络评价多为负面相反，日前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公布的相关调查显示，73.1%的受访者表示赞同或较赞同“以房养老”，不赞同者占26.9%。被调查者为60-79周岁的老年人。网络与现实的边界由此清晰可见。网络是年轻人的活跃区，舆论表现出对“以房养老”的敏感与疑虑，更多的是年轻一代面对高房价压力与养老焦虑双重挤压的结果；而现实中直面养老压力、懂得老人处境的老年人群体，才是“以房养老”的服务并受益人群。

当下，房子是居民的最重要资产，养老则是人人关心甚至自危的话题。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负责为国民养老兜底，这是不能推卸也推卸不了的国家责任。中国正在快步进入老年化社会，传统的儿孙满堂式家庭结构，已渐次演变为“多老少子”的倒金字塔家庭结构，“养儿防老”模式难以为继。鉴于社会基本养老保障的“低保障、广覆盖”特征，“以房养老”便成为国家养老保障体系之外的多项选择之一，当然，前提是，这项政策只能是出自个人意愿的个体选择。

姑且认为，上海此次民调反映了老年群体的个人意愿，但个人意愿是一回事，个人当真选择起来却是另一回事。有数据表明，上海从2007年就开始酝酿“以房养老”，但推行6年仅成功6例。更多老人“租房养老”，即把房子租出去，用租金住进养老院，过世后还可以把房子留给后代。

看起来是“以房养老”触及了国人看重房子与继承权的传统习惯，因而不受待见，但我们要意识到“以房养老”并非强制更非普适性政策，本身只是针对有需要的老年人群而言。它适合的人群有二：一是本身有养老金有儿女，但对于晚年生活质量有较高期待的比较讲究的老人，二是没有儿女，养老金没有或者很低，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困难老人。

尤其是在社会养老并未完全普惠、养儿防老传统又面临崩溃的广大农村，一些老年人老无所养。近年来农村老年人自杀率上升，就与儿女长年在外打工、老人形同被遗弃有关。

“以房养老”终归是市场选择，但政府也应有所作为。政府应做也能做的包括，清除政策壁垒，比如城市住宅70年产权问题，农村宅基地流通困难问题；鼓励市场发育，提供信用担保，帮助企业与老年人降低风险等等。

看似经济问题，却有伦理因素；看似经济自由行为，实则国民精神独立与自主选择的一个过程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以房养老”还将冲击并改变国人的养老旧习，或能促进家庭成员独立自主、相互尊重观念的养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