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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泽平:北上广深居民房贷压力居世界前列(4)

来源:新浪财经 更新时间:2021年06月29日 【字体:

4)货币超发使得广义货币增速多高于名义GDP增长,刺激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。从国际看,1987-2020年英国房价年均增长5.6%,虽高于4.5%的名义GDP年均增速,但仍然低于7.1%的广义货币年均增速;1960-2020年美国房价年均增长4.5%,而名义GDP和M2年均增速分别为6.3%、7.1%。从大都市圈看,在美国,1975-2020年,纽约-泽西-白原分区房价年均增长5.8%,低于同期M2的6.8%,与GDP的5.8%相同。在日本,1975-1991年六个核心城市地价年均增长11.2%,其他城市地价年均增长6.4%,同期M2年均增长约9%。在中国,过去四十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速15%,1998年以来全国新建住房销售均价年均复合增速达7.72%,低于同期M2增速近8个百分点,而一线城市房价基本与M2增速持平。

3.2 房价收入比和租金回报率的国际可比性很差

“房价收入比4-6是合理区间的国际惯例”为讹传,国际并不存在一个客观标准。房价收入比反映的是居民家庭对房价的支付能力,比值越高,支付能力越低。Weicher(1977)最早使用房价收入比作为住房支付能力判别指标,其房价收入比为每套房屋销售价格中位数与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之比,计算了1949-1975年美国房价收入比,大多数位于2.8-2.9。1989年10月香港大学专家伯纳德指出,发达国家房价收入比在1.8-5.5,发展中国家一般在4-6。后来,伯纳德搜集到较多国家房价收入比资料后,发现一些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房价收入比远高于6。1998年联合国统计了96个经济体房价收入比,最高为30,最低为0.8,平均值8.4,中位数6.4,彻底否定了4-6倍是国际标准的论点。然而部分中国学者和相关机构在引入房价收入比概念时,忽视中国经济水平、文化传统、房地产发展阶段等因素,不约而同地引用“4-6”这个所谓“国际标准”进行国际比较,这显然是有问题的。

除土地供给不足外,加上中国居民收入统计不全、高储蓄率、高经济增速等情况,使得房价收入比、租金回报率不具备国际可比性。

中国经济增速在全球较高,核心城市相对房价高是成长性的反映。如果把经济体或城市比作一家公司,住房可类似为这家公司的股票,房价是股价,租金回报率是股息率。以中国股市为例,由于成长性不同,主板和创业板的股票估值不具备可比性。在主板,公司业绩增长稳定但不具备爆发性,估值一般;在创业板中,公司业绩增长较快,股票估值较高,高估值是对未来盈利的提前反映。当前中国经济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,但经济增速在全球仍较高。核心城市是中国经济的核心,高端产业集聚、人口大量集聚,成长性更具优势。

中国居民储蓄率高达37%,是欧美发达国家4倍以上,高储蓄率推升房价收入比。根据OECD统计口径,居民储蓄率指居民储蓄余额/可支配收入总额。中国居民储蓄率远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,2020年中国居民储蓄率高达37%,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和日本仅仅分别为8%、1%、9%、16%、4%。居民储蓄率高意味着中国居民的购房资金准备相对充足,进而推升房价收入比至一个较高水平。

瞒报少报收入、大量外来人口只挣钱不定居、父母提供部分首付款等情况,导致核心城市居民实际购买力被低估,进而房价收入比被高估。其一,由于调查中存在瞒报少报等因素,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并非居民收入全部。在官方调查中,人们对隐私权更加重视,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着漏报和少报情况,高收入群体也较少进入调查样本。而在发达经济体,多要求居民自行上报所有收入,并以此为基准征取税收,蓄意瞒报漏报行为将受到严厉处罚,发达经济体对居民家庭收入的统计比较接近全部收入。其二,大量外来人口在核心城市只挣钱不定居,核心城市居民实际购买能力存在低估。中国城镇存在大量的农民工等外来人口,核心城市更是如此,这些外来人口很难在当地安家,但统计局的可支配收入统计将这些低收入外来人口纳入、低估了核心城市居民实际购买力。其三,因文化传统差异,中国人购房存在“六个钱包”现象,即普遍存在父母等替子女提供部分住房首付款的情况。

3.3 推动新房改,以人地挂钩、控制货币和房产税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

一是推动新房改,以人地挂钩、控制货币和房产税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,允许跨区域用地指标买卖。支持房企合理融资需求,规范融资用途,防止过度融资;实行长期稳定的住房信贷金融政策,控制货币超发,稳定购房者预期,抑制投机需求。坚持都市圈城市群战略,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、跨省耕地占补平衡与城乡用地增减挂钩,允许跨区域用地指标买卖,如东北和西部地区售卖用地指标,可以有效解决目前东北、西部地区用地指标大量浪费的问题;严格执行“库存去化周期与供地挂钩”原则。

二是丰富供应主体,转变住房供应结构。当前中国住房供给体系重销售轻租赁,多元主体供给型的住房体系尚未建立。未来供应主体将从以开发商为主转变为政府、开发商、租赁中介公司、长租公司等多方供给;以市场化的商品住房为主、加大各类保障性住房供应力度,形成“高收入靠市场、中等收入有支持、低收入能保障”的阶梯化住房供给结构。不过,住房供应结构的探索与政策出台须因地制宜,警惕盲目跟风。

三是稳步推动房产税试点。随着大开发时代结束,存量房时代下土地出让金减少、交易环节税收减少,推出房产税是大势所趋。从国际经验看,房产税通常被成熟市场经济体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和稳定来源。房产税改革的总原则是“立法先行、充分授权、分步推进”。“立法先行”是先立法再开征;“充分授权”是授权各地方因地制宜试点、不一刀切,本身房产税按照国际经验就是地方主体税;“分布推进”是积极稳妥推进,要力争方案成熟并做好社会预期引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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