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川博物馆樊建川：收藏民族记忆不只是国家的事

樊建川与抗日名将塑像在一起

中国最早的绘有“勇军进行曲”歌词的彩瓷砚台、黄埔军校成都分校使用过的课桌椅、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日志、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请柬、廖季威的水晶印章、侯镜如使用过的皮文件包……抗战胜利65周年之际，四川省政协常委、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兴致勃勃地向社会“晒”起了他的宝贝文物。

这些藏品有的来自抗战将士家属相赠，有的购于拍卖现场，还有的则是樊建川自己闲逛古玩市场的“战利品”。其中有的是第一次曝光，有的已经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“目前建川博物馆的800万件文物中，国家一级文物已经达到121件。”樊建川说，收藏民族记忆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情，民间藏家也该担负起责任。珍贵的藏品鉴定为文物后，就不能进行买卖，这样能更好地保存下来。

让历史说话！

十几个博物馆扎堆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古镇，主题从抗战到“文革”到民俗到地震都有，樊建川给它们取了一个名字叫“聚落”。2005年8月15日，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，这座占地500亩，建筑面积达15000平方米的博物馆首次向世人开放。在建川博物馆聚落整个的设计当中，抗战系列无疑是一台“重头戏”。这个系列目前开放的有中流砥柱馆、正面战场馆、川军抗战馆、援华美军馆和抗日俘虏馆5个单馆，以及中国壮士群雕广场、抗战老兵手印广场两个主题广场。

而侵华日军馆和汉奸丑态馆是即将落成的重要项目，这两个馆后来被规划入同一个建筑内，“上面是日军馆，下面是汉奸馆，寓意很清楚，正是靠这些伪政权、伪军的支持，日本军队才能在中国横行这么久。”樊建川说。

65年过去了，还有多少关于这场伟大战争的故事和细节不为我们所了解？时光悠悠，当年20岁的青年如今都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，谁还能以亲历者的角色讲述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？尽管正赶上建川博物馆聚落大兴土木，还是有不少人远道而来寻找历史的答案。

樊建川说进入抗战博物馆如同在看一部抗战大片，他将国际上先进的发展模式引进抗战博物馆中，情景性、参与性的参观模式让观众耳目一新。在樊建川看来，建筑、题材、文物、文化是一个东西，应该是一体的，“很多博物馆就是一个房子，遮风挡雨的东西，我就想把高大殿堂给它改掉，让它不那么高大威武，也不是一个容器。”抗战博物馆的8个分馆均由国际一流的设计大师设计，整体规划是张永和，设计援华美军馆的是切斯特·怀东，汉奸馆找的是台湾的王维仁，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则主动请缨设计侵华日军馆，以表达日本人对中国人民的歉意。

“我们不说话，让历史说话！”“嘘！别压过历史的声音”，博物馆随处可见的铭牌，纪录着这里的细微变化。如果说前些年收藏和展览可能还带有一些樊建川自己的好恶，现在则更多的是存留、呈现，尽量不带个人色彩地去保有时代的原貌，让参观者自己去感知、思考、评判。

在文物收藏中升华责任

残破褴褛的血衣、弹孔尚存的冰冷钢盔、仍然可以发出尖利鸣叫的报警器、泛黄的战时良民证、血迹斑驳的日记本、冰凉刺骨的侵华纪念章、一张张有着或惊恐或愤怒表情的照片……

除了这些博物馆里展示的战争的血腥，园区角落的库房里还紧锁着岁月的沧桑。白晃晃的日光灯下，铺天盖地的旧报纸、老照片、书信、镜鉴、雕塑、像章，让人感觉像是掉进了一片淤积了几十年的泥塘，心中感慨却又沉重无语。

在收藏界，唐诗宋词、梅兰竹菊、才子佳人这类收藏买了就能赚钱，可是樊建川觉得太“清淡”，不符合自己的理想，他追求的是一种担当和责任。“抗战馆也好，地震馆也好，最大的作用是敲警钟。”樊建川始终认为，一个人不能没有责任心，一个民族不能失去血性，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经受过太多的苦难，“我想让建川博物馆成为增强国民忧患意识和奋发图强精神的‘钙片’。”

樊建川收藏抗日文物的激情，当年是被一部老电影《血战台儿庄》点燃的。他的父亲就是一名抗日战士，曾面对过鬼子的刀枪，在血火中拼杀，他自己也是一个有过11年兵龄的军人。通过收集川军资料他了解到，抗战期间先后有300万川人赴战，但是关于300万人命运的记载却是令人惊诧的空白。内心强烈的震撼迫使他要做点什么。他开始阅读研究川军抗战史，并收集抗战文物，十几年间，他常常在全国各地奔走，寻找，追索。

30年职场打拼，樊建川的身份不停变换，他曾经是农民、民工、知青、军人、老师、政府官员，现在是商人，但在他心中，有一条主线一直没变——对近代文物的钟爱。他说自己是在收藏“历史的细节”，在完成一本“历史启示录”。

尽管这个抗战博物馆是他倾其个人所有建起来的，但他从来没有把博物馆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，始终认为自己只是社会财富的暂时看护者。“我只是替国家保存记忆，这些东西是我私人搜集来的，但它们更属于这个国家。”樊建川说。从10年前开始，他每年都要写份遗嘱，他说，尽管自己有个女儿，可他身后还是要把所有藏品交还给国家。